在5月的印度大選中，莫迪領導的印度人民黨獲勝。在全部543個選舉席位中（另有兩個席位由總統任命產生），人民黨贏得了282席。對印度政治來說，這是一個轉折性的事件。自1986年以來，還從未有一個政黨在下院贏得多數席位，建立穩(wěn)定的多數黨強勢政府。支撐近二十年印度政局的，實際上是兩大全國性政黨與若干地方性黨派聚合而成的聯盟，這一執(zhí)政基礎天然是脆弱而渙散的。

選舉之前，人們普遍關切，大選是可能加劇印度的“否決政體”問題，還是會導致出現一個真正的強勢政府乃至政治強人，立主推動業(yè)已止步不前的改革?，F在看來，第二種結果有更大的可能。

“否決政體”一說是善于制造概念的福山提出來的，本用以描述日益陷入僵局的華盛頓政治。在他看來，美國正從一個民主政體變成一個“否決政體”，即從一種旨在防止當政者集中過多權力的制度，變成一個誰也無法集中足夠權力作出重要決定的制度。福山素有勤于反思之名。歸結起來，他此種思路轉變的背景有兩點。其一，很多新興民主國家并沒有步上良好治理，反而陷入劣質民主困境，進退不得；其二，在過去三十多年，在“自由化”的主導思維鞭策下，國家的職能不斷被消滅，逐漸失去了增進人民經濟福祉與維護社會公平的能力，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根本無力回應民眾的需求。以印度為例，其政府決策特點是議而不決、決而不行，而近二三十年印度黨派政治的分散化、地方化發(fā)展趨勢進一步加劇了這些問題。

印度獨立后最初30年，國大黨一統獨大，中央對地方擁有足夠權威。在此期間，國大黨奉行帶有濃厚計劃經濟色彩的“尼赫魯主義”路線，和中國相比，負責推進這一國家主導的工業(yè)化戰(zhàn)略的核心力量國大黨，卻在組織上軟弱無力。它更多的工作是去適應鄉(xiāng)村的傳統社會結構，而非去積極加以改造。缺少了趁手的工具，國大黨也就很難推動一系列經濟和社會計劃。其治下的印度社會，并未發(fā)生根本性的變化，仍然是一個農村型社會。1990年代中期以來，一批以邦為基礎的地方政黨發(fā)展壯大，與日漸衰落的國大黨（衰落的表征之一就是，尼赫魯—甘地家族的王朝政治當道，黨內民主不復存在，黨機器嚴重受損）和1980年代崛起的印度人民黨鼎足而立，國大黨一黨獨大的舊模式解體，一個新的政黨體系掙扎成型，印度政治也隨即進入高度不穩(wěn)定階段。近20年來歷次大選結果，都是無一政黨過半數的“懸浮議會”，無論國大黨還是印度人民黨，要想在中央執(zhí)政，就必須拉攏地方小黨加盟。在這一聯盟政治的新體系下，缺乏全國胸懷的地方性黨派的影響力被不成比例地放大。它們比國大黨或者人民黨有著更強烈的傾向維護地方利益，為此不惜損害全國性整體利益。一系列經濟改革舉措難以推出，或者中途夭折，主要原因即在于聯合政府內部地方性黨派的阻撓和反對。

權力過度分散已經成為過去20多年來印度社會和經濟發(fā)展最大困擾之一。印度聯邦政府由此淪為“否決政體”，即誰也無法集中足夠權力做出重要決定。其結果，是印度政治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特點近年來進一步惡性膨脹，進而加劇該國決策反復、朝令夕改與腐敗問題，提高了印度經濟環(huán)境的不確定性。而且，這種不確定性給流動性較低的直接投資帶來的風險，遠遠大于給高流動性組合投資造成的風險，從而加劇了印度經濟結構過軟、過虛的弊端。一些中國人對此的形象總結是：搞定了中央，搞不定地方，搞定了政府，搞不定議會，等到全搞定了，又選舉了。

集權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集權則肯定不能。印度五月選舉的最大結果，就是帶來了中央層面的權力集中。這對印度下一步的發(fā)展是一個有利的形勢。與這一新形勢相比，國大黨的中左和人民黨的中右之間的意識形態(tài)分歧，也許還在其次?；蛟S可說，在全球化當道的今天，一個愿意積極加入全球經濟行列的政府不可能不是右翼的。

我們也看到，在印度這個分權的聯邦制國家，眾多政治大邦掌握在地方性政黨手里的格局，并未有根本性的改變。不僅如此，在上屆國大黨聯合政府執(zhí)政后期，印度地方政治進入了新一輪的活躍期。在人口多達2億的北方邦，左翼的老牌政黨“社會主義黨”東山再起，擊敗“賤民女王”瑪雅瓦蒂領導的大眾社會黨；在西孟加拉邦，瑪瑪塔·班納吉1998年創(chuàng)建的草根國大黨挫敗長期執(zhí)政的印共（馬）；在南方的泰米爾納德邦，賈亞拉麗塔的“全印安納平等黨”又一次與老牌政黨“平等黨”實現輪流坐莊；在涵蓋首都在內的德里地區(qū)選舉中，2012年在全民反腐運動中誕生的“平民黨”擊敗國大黨。這些地方政治變局無疑會激勵著更多的新生地方政黨涌現，導致權力越發(fā)分散，從而也給莫迪新政府的施政帶來無數變數。至少就引發(fā)改革浪潮的示范效應而言，人民黨需要再有幾個類似古杰拉特邦這樣的“模范邦”。

在此我們可以引述一段李光耀對印度政治的評論。在注重實效的李看來，印度政治存在著一些固有的缺陷，其核心問題就是決策困難，執(zhí)行乏力：印度的發(fā)展速度是由其憲法、種族結構、選舉模式以及由此產生的聯合政府決定的，而這些因素都會加大決策難度。無論政治領導層希望做什么，必須在中央層面經過紛繁復雜的程序，甚至還需要在各邦經歷更復雜的審批。民粹主義的民主體制導致執(zhí)政黨出現常態(tài)化的更迭，從而弱化了印度政策的連貫性。此外，民粹主義的氛圍下也尤其盛行特殊利益。在過去20年間，印度實行了多種政策以提供價格低廉的食品、免費電力以及補貼貸款——它們給整個經濟造成了沉重的負擔。福利與民粹主義的區(qū)別正在逐漸模糊。

莫迪現在據有了一個有利的陣位。接下來，他還要以更大的智慧和勇氣打破那些結構性的政治障礙。泰國的他信曾在新世紀初對泰國政治做過類似的清理手術，并遭致一波又一波的反彈，直至今天，這一較量仍未有終局。而印度的獨特性，可能在于其政治發(fā)展和社會經濟狀況的錯位。在可堪比較的現代國家中，印度是除了美國之外唯一一個在經濟發(fā)展之前就實現民主的國家。這意味著，對于處理工業(yè)化早期階段的那些經典問題，如瓦解傳統的社會結構、建立一種有利于資本積累而總體上抑制消費的動員機制、馴服勞工等大眾力量反抗等，在印度都要依靠共識和妥協去達成，缺乏必要的政府強制和鎮(zhèn)壓手段。

也可以說，在工業(yè)化早期和經濟起飛時期，決策的環(huán)境相對簡單，因此執(zhí)行力是考驗一個政治體制是否可以推動經濟改革和經濟增長的關鍵。從這個角度看，印度的體制似乎是處理簡單決策的昂貴制度，其長處，當然在于能夠穩(wěn)健地應對復雜的決策環(huán)境和多元的社會結構及其利益沖突問題，但依靠民主程序解決問題的時間似乎過長，成本也過高。此外，它也易于喚起民眾的期望，而其中的許多要求就當下的發(fā)展條件卻未必能夠滿足。

考慮到印度社會狀況的復雜，種族、語言、宗教、種姓等問題盤根錯節(jié)，民主制度的包容性或許正保證了印度國家能夠統一的存在。換以一種更酷烈的權威制度，激進地去推進現代化方案，則可能出現更多的對立和對抗，直至導致國家解體。所以，一個較為公允的評價似乎是，印度的民主制度已經借助推動適度的權力再分配和其他重要資源（如社會地位和人格尊嚴）再分配的政治過程得到鞏固，但是，關鍵的財富再分配未能得到有效推動。在沒有完全排斥邊緣階層的情況下，社會中強勢集團的利益得到了滿足。? （文/程東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