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編輯部
競技盛會的倫敦現場
《文化縱橫》：這屆倫敦奧運會，層出不窮的烏龍、誤判和組織失誤惹人非議。作為一個親歷過現場的媒體人，你對這一點怎么看？
王青雷：僅僅從整個奧運會的城市工作水準來說，倫敦跟舉國辦奧運的北京無法相比。倫敦只依靠其城市的力量來主辦一屆奧運會，所有的預算都要經過城市議會的層層審批，有些特別預算還要經過首相卡梅隆的特別審批。投入影響效果，倫敦奧運會開幕式前10天時，安保公司居然向全世界宣布安保力量不足，只得調來一萬多的軍隊。我在奧運會比賽結束的前一天前往溫布利球場看男足決賽時，居然沒有任何的指示牌告訴我應該如何入場，詢問在場的一名志愿者，他想了十秒鐘后對我說，對不起，我真的不知道。而北京奧運會的志愿者幾乎是一個小電腦，他所有的信息都能儲備，非常清楚能夠給你提供什么。
另一個問題是錯判和漏判，裁判來自于各個單向體育聯(lián)合會，他們的執(zhí)法水準占了重要因素。但是我們要注意到，各個單項聯(lián)合會在這屆奧運會之前審看場地時，對各方面的配套設施，包括裁判員的標準，都提出了指責、質疑和不滿，直到整個奧運會結束的時候，這些問題依然沒有得到解決。所以在奧運會結束前，在倫敦奧組委的全體內部會議上，幾乎所有的單項聯(lián)合會，都在指責奧運組委會：對基本要求的疏忽，才導致了裁判團的錯漏。
《文化縱橫》：這或許折射出中國和英國對待奧運的不同態(tài)度。北京奧運是一件舉國關注的政治任務，因此我們在培訓志愿者方面非常嚴格，絕對不能出差錯。但倫敦奧運，是否國民的心態(tài)更為輕松？
王青雷：我提前20天到倫敦，目的是在倫敦觀察英國社會，報道一屆奧運會，一定要跟社會的各個層面去接觸，要先了解這個城市、這個國家，然后才知道這屆奧運會發(fā)生的很多東西，跟這個國家的關聯(lián)是什么？在奧運會離開幕還有8天的時候，除了塔橋上的奧運五環(huán)標志和牛津街上的各國國旗，我?guī)缀醺惺懿坏竭@個城市對奧運會的興奮和熱情。那種北京距離奧運會1個月時就表現出的熱切，在倫敦是看不到的。
我一開始也覺得他們是不是對奧運會不太認真？但經過了一段時間后，我覺得我們不能出于自己對于奧運會的憧憬和沖動去理解英國人。倫敦奧運會的整個服務不是很好，這或許也有另外一種解讀方式。在IBC，我們的新聞采訪中心，整個樓道里面沒有一張座椅。而在北京奧運會的時候，這樣的情況不僅不可能出現，甚至所有給文化縱橫提供的水都是免費的，用餐也非常好。我認為這不是一個財力對比的問題，而在英國人的概念中，我以我的財力來辦我的奧運會，不和其他人去比較。在中國辦奧運會的時候，很多程序都是免費的，但是在英國不是，就是該付錢的一定要去付錢，他作為一個主辦者并不大包大攬，而僅僅按照奧委會的標準去完成。如果說他摳的話，我覺得他摳的有道理，每一個納稅人交出來的稅金去舉辦奧運會，奧組委沒有揮霍的權力。
當然不同國家在不同的發(fā)展階段，不好做直接的價值判斷。但就英國的社會發(fā)展階段來說，他有理由按照這樣的理念和標準去執(zhí)行。同時由于英國社會中，每一個人身處的境遇都比較好，他缺乏沖動和熱情。即使不考慮北京奧運會在國家層面的支持力度，每一個人對奧運的熱情也是發(fā)自內心的。對于英國人來說，保持自己既有的生活水準就已經很好了，缺乏社會發(fā)展的沖動和欲求，奧運會的各種不足，我認為跟它的社會發(fā)展階段、人們的心理狀態(tài)有密切的關系。
《文化縱橫》：不過這也說明，英國對于世界已經沒有那么多的好奇心了。那么舉辦奧運會，對他們的意義是什么，對上至國家認同的塑造、下至全民體育的發(fā)展，奧運對英國是否還有這種推動力？
王青雷：坦白地講，我們和英國不生活在同一個時代。這種差距感不在經濟方面，倫敦的生活水準和中國一線城市差不多。相反，北京的市容更接近一個國際化大都市，倫敦反是一個非常傳統(tǒng)的都市，二者對生活的感受差異很大。我們駐地的樓下就有一條小河，每天下午一兩點鐘，能看到附近的孩子在里面玩賽艇。公園里也滿是踢足球和打籃球的人群。這樣的一種體育文化，是倫敦每天生活的必須。一個英國教授聊天卻還跟我抱怨：現在英國孩子每天的鍛煉時間太少了，只有3小時。
我在倫敦市政大樓門口，看到一個下班的人，西服里邊穿的就是自行車賽車服，然后騎著自行車走了。它的群眾體育基礎，讓你覺得英國拿20塊金牌是應該的。中國是一個自行車大國，但卻不是一個自行車運動強國。我們是用舉國體制去培養(yǎng)幾十個體育冠軍。而英國是用最大的可能去為全民體育營造空間，讓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最終成為奧運會的參與者，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運動理念。
像英國這樣的國家，從人口來說是一個小國，但它在奧運會上的好成績，來源于對大眾體育和基層體育長期一以貫之的培養(yǎng)，政府提供給國民的是機會、氛圍和環(huán)境，最終讓國民從中成長起來。在我們的奧林匹克體育已經達到相當高的高度的時候，我們是不是也應該反過來，更加重視大眾體育？
《文化縱橫》：英國的這一套機制是如何建立起來的呢？
王青雷：英國在自行車、足球這樣的項目上，擁有大量的群眾體育基礎。倫敦一個城市就有5家英超球隊，這意味著這個城市有能容納5支英超球隊的群眾基礎。當群眾體育的這種理念和基礎具備時，更為上層的競技體育，才有切實的保障。它不僅關于體育人才，而且關于體育的經營機制如何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首先是基礎設施，像在北京這樣的一個城市，校園作為體育場所的開放還是近兩年的事情，更不要提大型運動場。我們能期望去工體踢球嗎？當然，英國也不能人人去溫布利球場踢球，但像溫布利這樣水準的球場有很多。第二，光有場地和基礎設施，并不能夠足以引起人們對體育的興趣。我們的孩子由于受到這種上學和競爭的層層壓力，沒有誰敢于把大量的時間投入到“玩”里面。而對英國人來說，“玩”是一種對技能的發(fā)展。它不僅僅是對體能和協(xié)調性的鍛煉，也是通過集體協(xié)作，去建立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正確判斷自己的價值。真正能干好體育的人，他的專注力和毅力的要求都極強。
中國體育何處去？
《文化縱橫》：這一次中國游泳隊的成績，使得孫楊、葉詩文成為本屆奧運賽場上最引人注目的新人，甚至又引起了一波西媒的質疑之聲。最終這一勝利被證明為實力，游泳隊的勝利，似乎體現出中國競技運動的一些新特點。
王青雷：中國游泳運動的勝利，一方面與浙江省游泳項目的群眾基礎好有關。但這只是能出一個好運動員的基礎，最關鍵還是在訓練。當年劉翔的成功，就在于110米欄更取決于技術而不是體質。葉詩文和孫楊的勝利，更多源于專業(yè)訓練水平的提升。孫楊能拿到游泳長距離1500米項目的冠軍，是因為這個項目更為考驗技術。在這么長的時間里，合理的體力分配、不同時段的動作控制要領都很重要。這些技術性因素來源于國外教練員的指導訓練，我們在技術層面越來越與國際高手對接。另外一個因素是，妨礙一個專業(yè)運動員的最大因素是傷病。誰能夠減少自己傷病的次數，誰就能延長體育壽命，取得更好的成績。如何使得傷病不在高強度的比賽當中復發(fā)？這是對醫(yī)療技術和運動恢復技術的全面考驗，目前全世界最好的這一技術在德國。這個時代，“刻苦訓練”早已不是出成績的唯一因素。大家都是天才，而天才之間的競爭，最終還是靠一系列的技術。
《文化縱橫》：這種“科技為本”的訓練模式，必然要求大規(guī)模的資金投入。這個保證運動資金投入的機制又是什么？
王青雷：這次中國能夠在英國倫敦奧運會上取得海外歷屆奧運會當中最好的一次成績，應理解為北京奧運會的延續(xù)。自從2001年我們獲得申辦權后，中國就開始在體育方面進行大規(guī)模的投入。就像1992年巴塞羅那奧運會對西班牙足球運動的推動，讓西班牙歷史性地連續(xù)拿了兩屆歐洲杯冠軍。巴西是下一屆奧運會的主辦國，這次的三大球，巴西拿了兩個亞軍一個冠軍。一旦知道自己是下一屆的主辦國，他一定會在體育方面有大量的投入。體育現在已經是一個科技產業(yè)，其中包含著大量的科技性元素。你必須要有這樣的投入，才能夠使運動員最終在體育賽場上有一個好結果。
現在每一屆奧運會之后，大家都會看到，一個運動員和國家的利益劃分糾紛。中國人總說國家培養(yǎng)了你，但國家培養(yǎng)我是為了讓我去替國家爭取一種榮譽，雙方的付出是等量的。今天的中國財政，在國家怎么用資金，與公眾的監(jiān)督沒有緊密關系。一來看不懂人大財政報告，二來民間不存在制約能力。這就使得即使國家把錢投入體育后看到了效果也存在利益分配的弊端。作為觀眾，你只看到了50塊金牌，你沒有看到其身后被犧牲掉的人群。而如果我們的體育機制從群眾體育開始培養(yǎng)，那么一個人即使最終無法成為專業(yè)運動員，他依然有在社會上生存立足的根本。
《文化縱橫》：這就涉及中國體育的選拔體制，到底是舉國體制，還是群眾體育？如今我們都認為要轉向群眾體育，但這其中的困難是什么？比如很多人認為，對貧困的農村孩子來說，走奧運競技這條路，雖然有風險，但也是他能夠改變命運的唯一方式。
王青雷：目前對農村孩子的選拔，靠的是道聽途說、慧眼識珠的方式。其實在體育這個領域，天才是很難得的。像博爾特這樣的人，100年可能就出這么一個。是去挖掘天才效率更高，還是給天才一個平臺，讓天才涌現出來效率更高？最終要靠的是體制的力量去挖掘天才，而不是靠個體的力量去發(fā)現天才。更重要的一點是，一個國家的體育要有長足的發(fā)展，靠的不是對天才發(fā)現，而是對全民素質的培養(yǎng)。一個運動員投入1000萬，使他成才。不如用1000萬建一個好的足球場，也許可以給10萬人提供有效的體育活動空間。
目前改革中最難的，還是各地方體育局和國家體育總局的利益，在舊的這種體制當中，很多人以此為生。如果你的考核標準是在于能不能出運動員，能不能出奧運冠軍，能不能出省內的冠軍，自然而然是這樣的。如果我們對官員的考核方式是大眾體育推廣，你的城市有多少個球場，有多少個公園，自然結果就會不同。
我覺得舉國體制不可能一夜被打破，是一個需要去逐步探索的過程。足球、籃球、排球這些有商業(yè)化價值的項目已經走向了市場，但像射箭那樣的項目，依然需要保留舉國體制的方式。從亞特蘭大奧運會之后，奧運會開始可以賺錢，這對于奧運會本身的推動是巨大的，沒有人愿意賠錢去做一件事。奧林匹克精神的傳承是不能回避商業(yè)的。
我們現在很多的項目，之所以沒有一個市場發(fā)展的空間，是因為我們對商業(yè)運作方式不熟悉，而并不是說沒有這種可能性。我們需要考慮的是，在現有的體制下，怎么讓商業(yè)更好地去融入、去推動這樣一個過程，而不是這個項目，就應該躺在舉國體制的床上睡覺。
每一個小的項目，比如拳擊、柔道，只要有觀眾群的地方，就意味著有商業(yè)廣告可以投入。你只是現在沒有把精力放在這兩者之間的嫁接上。舊有的這種舉國體制的突破點，在于以經濟為刺激點，讓體育運動不斷循環(huán)發(fā)展。
《文化縱橫》：但中國足球可以說是商業(yè)化失敗的一個典型，失去了行政力量的推動，卻又沒有建立起商業(yè)化后自我造血的有效機制，反而成為了中國體育領域中水平最差的項目之一。
王青雷：第一要知道，即使是從原有的傳統(tǒng)體制走到現在的商業(yè)體制，中國足球目前的水平，其實要比傳統(tǒng)體制下高。很多人忽視了這一點。第二，中國足球本身發(fā)展的水平，和世界存在著巨大差距，需要在低層級完成量變積累過程。不是說融入了商業(yè)的元素，足球水平就可能突然提高。英國老牌的俱樂部有90多年歷史，我們的俱樂部只有十幾年歷史。一個項目的水平，跟你的人種、培養(yǎng)機制、長期以來對這項運動傳統(tǒng)的尊重都有關系。
根本問題在于，中國足球真正職業(yè)化了嗎？中國從未脫離中國足協(xié)。真正職業(yè)化的足球，應該由作為自治機構的職業(yè)聯(lián)盟委員會來管理。在英國，足協(xié)只是一個負責處罰的公共裁判法庭，另外還負責青少年足球運動的發(fā)展。而中國的足協(xié)卻是足球市場中最大的利益相關方，在任何一個場地的廣告費用，60%以上最終歸到中國足協(xié)的賬戶上。這些年的假球也說明，我們沒有走上真正的職業(yè)化道路，很多俱樂部還不依靠足球本身來正常運轉。許多大型企業(yè)一年的廣告費是4000～5000萬，與經營一個甲A足球隊的花費相等。于是企業(yè)就做出了經營球隊以獲取廣告效應的決策，但這些大型國企其實完全不在乎這個俱樂部是否盈利。真正的職業(yè)足球俱樂部要以此為生，要靠買賣球員來賺錢。如果足球賺不賺錢不能成為問題，怎么能稱它是職業(yè)化的足球？很多事情不是說我們走不到，而是走的路徑和方式不對的，才離真正的目標越來越遙遠。
奧運氣質與大國心態(tài)
《文化縱橫》： 除開制度問題，我們也常常津津樂道于奧運作為一個文化事件，其中展現出的主辦國的審美趣味與國民氣質。
王青雷：我這次去倫敦，帶的任務是白巖松的開閉幕式解說和《奧運1+1》的奧運觀察。在新聞頻道做體育不完全以賽事為核心，它更關注的是和體育相關的社會視角。每一屆奧運會，其實都是一個國家展示它的核心價值和各方面的成就的機會。而國內的媒體，也是抱著對一個國家文化、體制、思想全方位的觀察和報道。
比如說開幕式，很多人都認為，若干年后回想，其實你只能記住個別奧運冠軍，一屆奧運會的開幕式則決定著這屆奧運會能否成功的一半。倫敦奧運會開幕式，給了我一種不一樣的一種啟示，這種啟示是我在過去的這20年當中，其他奧運會的開幕式上所沒有看到的東西。坦白說，作為創(chuàng)意產業(yè)領先世界的英國，這一點火儀式絕對稱不上無與倫比。但整個開幕式有一種國家的氣質：你在這屆奧運會開幕式上，能夠看到英國工業(yè)革命的輝煌與黑暗，能夠看到憨豆的幽默，能夠看到曾經批評女王的樂隊歌手和歌曲，這是一個國家的胸懷，大部分國家在舉辦奧運會的開幕式時，一定要把自己最燦爛輝煌、最有文化內涵的一面展示出來?？墒怯藭堰@個國家歷史進程當中最為深刻的那些變化，不論對錯，全部真實地去展現出來。它給我們一個感受，英國人尊重歷史的真實。作為一個媒體人我認為，整個倫敦奧運會開幕式中體現出胸懷與氣魄，恰恰是很多國家，應該去學習和尊重的。
《文化縱橫》：這說明英國人已同自己的歷史和解，面對這些富爭議的歷史事件，并沒有尖銳沖突和避諱心態(tài)。反觀中國，這一次倫敦奧運會的氣氛跟之前很不一樣，很多反對的聲音出來了。
王青雷：中國還遠遠沒有達到大國心態(tài)的階段。不同的聲音能夠出來，與微博這樣技術性條件的出現有關。中國正處于一個逐步向大國心態(tài)轉變的過程當中，甚至可以說是剛剛起步而已。一個大國心態(tài)最重要的元素，一是各種不同意見的聲音都能夠出來；二是一個社會，應有一個基本統(tǒng)一的價值觀，這是當代中國社會最缺乏的東西。比如面對劉翔退賽這件事情，你會發(fā)現在中國社會只有支持和反對兩種聲音的對立。我們可以在共同的價值觀的基礎上，爭論事情的不同角度和不同觀點。但如果你完全不在一個價值體系里，你怎么爭論都沒用。
比如在奧運這件事情上，覺得金牌最重要的人和覺得體育精神最重要是無法逃離問題的。我們必須建立在體育精神最重要這個共識上，再去討論哪一種奪金方式最重要。這兩年在政治領域里，喜歡用“誤讀”來描述西方對我們的態(tài)度。誤讀是指對方對你的信息掌握的不夠真實、不夠準確。但如果對方知道你、懂得你，但是不認同你，就不叫誤讀，而是由于社會經濟結構、政治結構、發(fā)展階段的不同而產生的價值認同的問題。
我認為，在中國做新聞的價值是抬高社會的底線，然后不斷碰觸社會的上限，讓公民對于一個社會的認識逐步遞進。我們不能夠老守在自己既有的價值體系里，我們現在的價值體系確實是有問題的，關鍵是在現有的體系上，你怎么去接軌和融合。主流文化對亞文化同樣很難做到這一點，但大家的任務，還是尋找這個共同的基點。
一個大國的心態(tài)，是由國民面對事物所展現出來的態(tài)度和胸懷所決定。一個國家是否能夠出現英雄，是取決于人們如何面對英雄的成功與失敗。當你有一個好的態(tài)度，能夠去面對英雄的成功與失敗的時候，這個國家才能孕育出更多的英雄。在奧運這件事情上，以金牌來展示中國實力和形象的時代已經可以過去了，盡管它的輝煌足以讓每一個中國人的國家榮譽感得以迸發(fā)。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我們的國民已經同樣強大到令人羨慕的地步。奧林匹克所承載的從來都不是幾個運動員、幾個國家的體育夢想，它是全人類共同尋求超越自我的精神方式。任何一個國家真正的強大不僅僅是來自于它的經濟現狀、不僅僅來自于它的歷史積淀、也不僅僅是來自于它在當今世界的話語權力，更為根本的是，這個國家的每一個公民是否具有真正的國家認同感和強大自信力，而這種認同和自信卻絕不是來源于200多枚奧運金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