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鋒

當孫悟空大鬧天宮、與天兵天將爭辯神妖之別、并最終大呼“爭一個自由和平等”之時，這個出自浙版新《西游記》的場景恐怕已超越了五百年前吳承恩老先生的構想，也超越了上世紀80年代老版《西游記》的想象邊界。其間著力凸顯的宗教寓言和政治寓言的雙重意蘊，注定了這將是一部屬于當下時代的作品。

由浙江衛(wèi)視投拍并于虎年春節(jié)期間熱播的新版《西游記》（以下簡稱“新西游記”）引發(fā)了觀眾們的一時熱議——究竟是1980年代的老版本更經典，還是這部新版本更精彩？如何對待“忠于原著”與“大膽改編”之間的關系？新老版本中的人物表演哪方更勝一籌？筆者認為，對這些問題的討論，如果能夠深入剖析相關藝術作品的內在意蘊、特別是結合時代語境來理解其間嬗變，將會為我們帶來更富啟示意義的睿智。

新舊版本都非粗制濫造之作，可以說各自傾注了兩代電視人的創(chuàng)作才智，因此公允的評論并非采取兩極對立的立場，抬高一方而貶損另一方，或者一味懷舊、或者一味趨新?？陀^地說，新西游記在尊重、借鑒舊版的基礎上，做到了勇于探索、力求創(chuàng)新，其成敗得失則不可一概而論。一方面，特技效果、武打設計和風景視覺相對舊版的確有進一步提高，比如在畫面上靈活采納了水墨、動漫游戲等多重元素；另一方面，青年演員的藝術功力、章回故事的取舍、作曲音樂的沖擊力等等可能還不盡如人意。而這些方面的評判實際上又與兩部作品的藝術風格以及觀眾的審美情趣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lián)。究竟產生的差異是“潮”還是“雷”，往往難有簡潔分明的論斷。

大體上，如果說舊西游記尚屬現(xiàn)代影像技術對原著的素描寫生，簡潔樸拙而略顯拘謹，那么浙版新西游記可以說在此基礎上于勾勒處增飾工筆，賦筋骨以血肉，于留白處潑墨，發(fā)舊版所未發(fā)之意。這方面，最具代表性、同時也最出彩的地方在于新版創(chuàng)作的語言臺詞上。新作語言情理并茂，亦莊亦諧，形式生動活潑，時而辛辣諷刺，時而梵音莊嚴，既尊重原著表達，又活用現(xiàn)代流行語（如“閃”“拽”），在言語效果上接近觀眾欣賞習慣而無傷大雅。此外，在語境的情節(jié)構設上，一些重要章節(jié)的改編（如“三打白骨精”、“女兒國”等）情節(jié)更為曲折生動，強化了戲劇沖突和懸疑感，更加滿足當代人的敘事需求。這些方面使得新作中的人物形象擺脫了舊版的臉譜化痕跡，顯得立體豐滿，情節(jié)敘事更為豐厚，耐人回味，主題意義有了進一步升華。尤其可圈可點的是，其間對于宗教寓意和政治寓意的蘊藉抒發(fā)，演繹出了別具新意的時韻。

宗教寓意：人性在神魔之間的彷徨

先來看其宗教寓意。在四大古典文學名著中，《西游記》的宗教色彩最為鮮明濃厚。西行取經不僅是降妖伏魔、歷經艱險追求大乘三藏的過程，同時也是以師徒四人不斷征服心魔、擺脫執(zhí)著的內在修行過程（或曰佛教版本的“天路歷程”）。比如爭得難解難分的真假美猴王，被如來一語道破，“且看二心競斗而來也”。從這個角度來看，舊版電視劇留給人的印象，凸現(xiàn)了《西游記》作為神魔傳奇的神話性質，而非其宗教佛理的寓意；多了些斗妖戰(zhàn)魔的熱鬧精彩，少了些心靈省思的超越澄靜。就“言為心聲”的藝術表現(xiàn)來說，精神心理活動的宗教蘊涵沒有得到充分釋放。追溯二十多年前的文化思想氛圍，不難理解這種偏好處理：當時教條性的科學主義在人們的觀念中還頗有籠罩力，若大力表現(xiàn)宗教義理，難免會被視作“封建迷信”的沉滓泛起——當時引入的港版電視劇《八仙過?！肪驮蜻@樣的理由遭到過數(shù)次停播。時過境遷，當下中國社會面臨著日益嚴峻的價值焦慮，人們的心靈世界表現(xiàn)出多元豐富的訴求，對待包括各種宗教在內的文化傳統(tǒng)也需要更為開放、積極的心態(tài)。眼下這部新西游記，在呈現(xiàn)神話傳奇的同時，積極表達原著的宗教寓意，可以說契合了這種時代訴求。

這種與舊版風格的差異，最直觀地表現(xiàn)在唐僧形象的挺立上。新作一改舊版中讓人覺得迂腐無能的窩囊形象，透過情節(jié)巧妙改編中的佛理踐行，充分體現(xiàn)出得道高僧的大慈悲與大智慧。那種以渲染孫悟空大力神通為中心的單一敘事，轉向了唐僧大德精進、悟空神魔糾結、眾精靈共同修行的多中心結構。其中人、獸、妖、神、佛之間豐富多重的戲劇張力一起推動情節(jié)跌宕起伏，勝義迭出。比如新作中的“三打白骨精”一幕，唐僧早已察覺尸魔白翩翩的妖異，但堅信即使妖精也是生靈，反倒更憂慮弟子孫悟空“以暴制暴”的殺心太重，恐成魔障，因此甘冒性命危險，趕走悟空，自己則去努力說服白翩翩回頭是岸。孫悟空“以力鎮(zhèn)妖”與唐三藏“以理化妖”的范式沖突，在此一節(jié)達到極致。

林語堂先生曾將孫悟空形象的寓意概括為“刁悍難馭的人性與圣哲行為的爭斗”。這種爭斗在新西游記里表現(xiàn)為人與獸、妖、神、佛之間的一系列擾攘難辨，究其實，乃是透過這些比較視角審視關于人性文明身份的糾結和追求。簡言之，什么是真正的人性？應該怎樣好好做人？這是新西游記反復向觀眾提出的身份倫理大問題。一方面，劇中的宗教省思指向很多社會問題，從宗教的超越視角展現(xiàn)出對世俗社會的全面批判，比如官員腐敗不公、商人為富不仁、一般民眾渾渾噩噩、缺乏明確是非感，以及家庭婚姻的危機（火焰山、女兒國）與孩童教育的失敗（“憤怒驕傲”的紅孩兒）。進一步，更將這種社會關切推進到人性深處的靈魂精神領域，著力表現(xiàn)人性在“魔性”與“神性”之間的痛苦掙扎，以及善良本心（或曰真如佛性）在各種欲望意念纏繞下的艱難救贖。不同于以往人與妖、妖與神之間涇渭分明、善惡異途的簡化區(qū)分，新西游記反復強調：各種靈性形態(tài)的邊界實際上游移不定，人和各種飛禽走獸之間并無不可逾越的差異，都是天地造化而成的生靈（因此要珍惜每一個生命），都可以依靠自身努力實現(xiàn)神性轉化（因此反對盲目歧視、提倡寬容同情）。在這種泛靈論的眾生平等視野中，禽獸化身的妖怪精靈若能一心向善修行，也能成就正果，超越人類。如觀世音指出白骨精白翩翩比人類更有情義，因此能早成正道；唐僧愿與向善修行、治病救人的蜈蚣精金光道士結成道友；小蜘蛛精絲絲力求擺脫食人的殘忍本性而要做一個好人。反之，人類如果不能迷途知返，罪業(yè)積深，就會墮入魔道，反不如動物。比如蜘蛛精寶珠直斥：人吃人要比妖吃人殘忍恐怖千百倍。人性，其實時刻都經受著獸性和魔性的誘惑，面臨自毀非人的道德深淵，這其中何嘗沒有折射出當前人們心中的價值困惑和身份糾結？

新西游記的心性佛學寓意即在于：面對人在神魔之間的處境，我們能做到的是內在心念的擇善精進，無明和覺悟分別開啟的是通向野蠻和文明之門。如唐僧向羅剎女所言，真正的快樂來自于心靈，而非金錢名利權勢。在現(xiàn)代中國的倫理情境中，暫且不論各種宗教教義如“因果業(yè)報說”的皈信與否，至少劇中褒揚的倫理精神品質就值得人們認真汲取。除了佛教式的苦行主義，還有中國文化主流價值的在世取向（如體現(xiàn)了天理良知之道德宗教意義的近世新儒學），如社會各階層恪守職分、重視家庭社群禮法、由治國安邦而修成正果（白翩翩向天音王子所言）的規(guī)范倫理，又如向往精神自由、篤誠追求真理、面對劫難勇決弘毅、仁慈同情而弘揚正義、悅納寬容而自訟慎獨等德性倫理。

政治寓意：為天下英雄爭個自由平等

如果說宗教寓意是新西游記繼承原著優(yōu)長、對現(xiàn)代觀眾以往熒屏經驗的一次“補課”，那么其政治寓意就顯示出更多的時代現(xiàn)實感，將宗教寓言的政治社會向度進一步往上提升。這個向度不僅僅與上述世俗社會批評和倫理身份糾結有關，在當前的轉型時期更富有其廣大深遠的意義。新西游記中蘊含此種寓意的主題之一，可歸納為“對權威的挑戰(zhàn)與重建”，特別是從作為社會新生代的青年人立場，來審視政治權威和道德權威的合法性與正當性。最能表現(xiàn)這個寓意的場景就是本文伊始提及的孫悟空大鬧天宮，發(fā)出“自由平等”之吶喊。有心的觀眾可以比較原著與新、舊西游記三者在此間的不同。原著中孫悟空挑戰(zhàn)玉帝權威的根據(jù)，基本立足于他自信滿滿的神通實力，挑戰(zhàn)的歸宿無非是“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要將他認為不稱職的君主替換掉，而基本不觸及皇帝體制本身。舊版電視劇則延續(xù)這種政治意涵，沒有大變動。而新西游記卻在這里濃墨重彩，通過孫悟空與李靖父子等天神的唇槍舌劍，反復著力于體制正當性本身。這時候的孫悟空遠遠不滿足于挑戰(zhàn)權威者本人，而是生發(fā)出對于整個權威體制和規(guī)矩法度的強烈義憤（新西游記中這種情感意向的表露十分突出，連太上老君的青牛坐騎都不滿長期居于人下的不自由境地）。這種體制義憤和權威譴責，一方面批判體制的游戲規(guī)則被現(xiàn)有的統(tǒng)治精英們把持，完全圍繞他們的既得利益運轉，并占據(jù)各種榮譽身份（“神”），對于后來者、年輕人極不公平。因此孫悟空才會大聲疾呼要為天下英雄爭一個自由和平等，重新訂立規(guī)矩，重建體制正當性。另一方面，在孫悟空（以及后來的紅孩兒）心中，又隱忍了一重對于身處上位之父輩權威的復雜怨憤，認為后者沒有樹立表率，沒有盡到對年輕一輩教育引導的責任，只在乎自己的成功和欲求，反倒一味指責新生代叛逆和墮落（“垮掉的一代”），使本來就不公平的體制規(guī)則更添上了令人絕望的等級冷漠和代際隔閡。

這種反權威主義的體制義憤，無疑是新西游記的一大亮點。它超越了原著及既有的反專制、反封建格局，推進了舊版曾附帶的改革探路精神，以“自由平等”的破題引出了經典詮釋在新時代的重大寓意。就“自由平等”來說，這并非是完全用源于西方現(xiàn)代的價值來附會傳統(tǒng)，孕育這部經典小說的近世思想文化本身（如陽明心學和佛學）已蘊含了這方面的積極萌芽。傳統(tǒng)中國本來就不缺乏注重精神心靈、且認可物質實踐的自由平等智慧。晚近文藝作品，如影響廣泛的《大話西游》《悟空傳》也推進了經典新詮的現(xiàn)代轉換。這一面，是籠罩在東方主義想象中的西方電影制作人（從The Monkey King到《功夫之王》）難以領會發(fā)掘的。以精神自由和人格平等來追求政治社會體制的構設，則是這個政治寓意在當前轉型階段對傳統(tǒng)主題的進一步深化——新西游記中孫悟空大鬧天宮之前，已經在與哪吒的交談中根據(jù)“眾生平等”提出了對既有權威體制的質疑。

問題是，質疑也好，義憤也好，怨恨也罷，這種樸素的體制正義感究竟有什么建設意義？《西游記》將大鬧天宮的孫悟空收編入取經隊伍，最終用宗教拯救的方式把反叛青年的野性逐漸馴服，使其認同既定體制的一些正當規(guī)則和禮法（根據(jù)德行神通確定身份地位）。而新西游記也不可能完全脫胎換骨，將疾呼自由平等的孫悟空從取經行者改造為政治活動家——內在心性靈魂的修行畢竟是傳統(tǒng)經典的主旨。就像白毛靚鼠精一節(jié)末尾，師徒四人爭辯權富精英階層（“有錢有勢者”）的善惡，八戒延續(xù)了從前悟空對既成體制偏激式的義憤（仇富、仇權），其他三人則主張從體制的正當規(guī)則角度積極理解（有錢有勢者并非都是不正當獲取者）。但是，在面對體制中令人焦慮的不平等不公正時，唐僧用以解釋因果的命運業(yè)報說，和悟空先驗公平的天命論就顯示出了宗教解決路徑的短板。在這里，戲里戲外的政治寓意似乎可以推動我們進一步追問：以義憤青年為代表的社會成員如何在宗教以外的實踐語境中認真看待自由平等的追求？

考察20世紀以來的中國歷史，在國族救亡和自我解放的取經征途上，前仆后繼的義憤青年或者在啟蒙狂飆中高揚全盤反權威、反傳統(tǒng)的偶像破壞主義，或者跟著富于“猴氣”的偉大領袖的指揮棒陷入狂熱造反的國族浩劫，大鬧大破慨而慷，自由平等的體制建設至今卻仍未竟其功。顛覆權威易，重建權威難。激進革命代價慘重，以深化改革來建立自由平等的公正社會則將是漫漫修遠的跋涉?，F(xiàn)在的80后、90后青年，是否能認同“自由平等”的真義？又是否能避免由義憤衍生的戾氣偏激或“玩世不恭”（胡適評《西游記》語），避免“破而難立”的困局，將正義感落實為披荊斬棘的體制建設？一個健康、理性、開放的自由平等社會，需要有大仁義、大智慧和大勇力的人們來共同建設。在這個意義上，新西游記——影像中的與實踐中的——注定是一部屬于當下我們這個時代的作品，其宗教寓意和政治寓意期待現(xiàn)實中更偉大的體制書寫者。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政治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