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檸
日本從戰(zhàn)前到戰(zhàn)時的特高警察，是暗黑時代的象征。戰(zhàn)后，隨著國家的民主化，雖然早已成為歷史陳跡，但其實態(tài)卻并不為人所知。在各都道府縣編纂的《警察史》中，特高警察所實施的種種暴行及假特高之手所犯下的種種國家犯罪，被諸如“由一部分警察職員所制造的思想取締問題”、“戰(zhàn)敗后，特高警察解體”等輕描淡寫的記述一帶而過。由于美軍占領期間，對前特高警察參與刑訊逼供、人身虐待的犯罪行為的追究本著自行申告原則，絕大部分相關人員，并未遭到申告，因而免于被追究；而極少數受到追究、被開除公職者，也在風頭過后實現了“社會復歸”——重新回到警界。
這種狀況的發(fā)生，當然與美軍“首鼠兩端”的占領政策及對日民主化改造的不徹底性有關。戰(zhàn)后，由于害怕像德國的秘密警察組織蓋世太保那樣被徹底地追究、整肅，特高警察自行銷毀了絕大部分犯罪證據，不僅成功逃避了政治整肅，而且“有效地”使這段不光彩的歷史本身“蒸發(fā)”、“風化”。乃至在戰(zhàn)后60余年的今天，唯獨這段歷史，當事者的口述、回憶等一手資料，幾乎已被湮沒。而重新發(fā)掘，在物證人證都已消滅的情況下，無異于沙漠上起樓閣，難乎其難。后人只能根據有限的史料，來最大限度地還原這個龐大的暗黑王國創(chuàng)設的背景和過程，勾勒一個大致的輪廓。了解這個王國，對于我們理解日本社會，特別是彌漫其中的保守化特征有著重要意義。不能正視這樣的歷史痛苦，要成為一個正常國家何其難也！
緣起：“大逆事件”
“大凡對那些試圖破壞國家現狀、擾亂社會秩序……否定國家體制之徒，國家將不得不走自衛(wèi)的道路?！痹?911年3月（明治四十四年）召開的第二十七屆國會上，內務大臣平田東助痛陳國家在“危難”關頭，奮起維護穩(wěn)定的必要性。結果，就在這次國會上，出臺了一個新政：從當年8月21日起，在警視廳設立“特別高等警察課”（課相當于中國行政體系的處），以應對國內日益升溫的赤色思想宣傳和社會政治運動——這就是被稱為“特別高等警察”（簡稱“特高”）的秘密警察組織的由來。
導火索是一年前的“大逆事件”。社會主義者幸德秋水等人被誣私制炸彈，密謀刺殺明治天皇，24人被捕（罪名是“大逆罪”），其中12人被處刑。然而，史料表明，這是一樁徹頭徹尾的卑劣的政治構陷，目的是絞殺尚處于搖籃期的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運動。幸德秋水在終審法庭上痛斥公訴方：“連一個證人調查都不做，卻膽敢作出如此判決——這是一場暗黑的審判，汝等要知恥！”
但在當時，因真相完全被屏蔽，事件對社會造成巨大的沖擊。桂太郎首相假惺惺地對明治天皇表示，要承擔出現“皇國前所未有之罪犯”的責任，并提交了辭呈。天皇則表示，“事件系隨時局變遷而伴生的余弊”，內閣并無責任，駁回了桂的辭呈。
彼時的日本，正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方興未艾，而資本主義文明尚未完全成型的時期，如細井和喜藏在其著作《女工哀史》中所描繪的工人低工資、勞動時間過長等“低人權”現象普遍存在。勞動者的不滿自然導致怠工、罷工的出現，且這種自發(fā)的反抗，日益成長為以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理念的民眾有組織的社會運動。而這恰恰是統(tǒng)治層所恐懼的，奮起維護穩(wěn)定，是其本能的訴求和現實選項。事實上，創(chuàng)設之初的警視廳特高課，僅下轄兩個系（行政權限上從屬于課的部門，相當于中國的科）：特高系和檢閱系。后者主要負責新聞出版審查；前者則負責各類行會、同盟的罷工、罷市活動的取締和爆炸物取締。可見，特高創(chuàng)設的背后，確有應對日益高漲的社會主義運動的大背景。
塵封的“黑匣子”
圍繞如何取締社會主義運動的問題，統(tǒng)治層內部有兩派意見。在桂太郎之前任首相的貴族長老西園寺公望持相對溫和的立場，認為以強權解散社會主義政黨，無異于逼迫他們轉入地下，反而會帶來更大的麻煩。而桂太郎則持強硬立場，力主“社會主義根絕論”：“雖然目前是煙幕狀態(tài)，一旦延燒起來的話，將無法收拾?！?/p>
其實，桂并非“社會主義根絕論”的始作俑者，他的身后，還站著數一數二的政界大佬、明治官僚制的“總設計師”山縣有朋?！按竽媸录卑l(fā)生后，精英層的危機感明顯加深。1910年9月，山縣在上奏明治天皇的題為《社會破壞主義論》的著名意見書中首次提出“社會主義根絕論”，主張從社會政策上預防社會主義的發(fā)生。同時，對桂內閣施加壓力，要求官僚擴大警察的權限，以嚴刑重罰來彈壓、取締左翼社運。
區(qū)別于此前在軍警系統(tǒng)中既存的、主要負責政黨對策的“高等警察”，被稱為“特高”的“特別高等警察”，以取締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為主要職責，權限更大。但遺憾的是，其全貌至今仍塵封于“黑匣子”中，后人只能從極其有限的個人回憶、傳記和美國國家檔案館所藏的對日占領軍文檔中，找到蛛絲馬跡，來揣測當初的組織結構、總體規(guī)模及財務預算等狀況。如1928年，全國特高組織的總預算為203萬日元（折合現在的通貨約為12.2億日元）。1943年，愛知縣警職員中約11%的人（419人）為特高人員及其外事擔當；地方縣警的特高課長直屬內務省，指揮命令甚至不通過地方長官及警察署長即可下達……
1922年，日本共產黨成立，其反對天皇制和侵略戰(zhàn)爭的宗旨使其在成立之初便成為特高的首要鎮(zhèn)壓目標。翌年，大阪、京都等9個府縣的警察組織設立特高課。1925年，惡名昭著的《治安維持法》出臺，對國體（天皇制）持批判立場的任何言論統(tǒng)統(tǒng)被定性為“犯罪”，被當時的自由派知識分子斥為“民主主義死刑法”。1928年2月，依法舉行了全國首屆普選。田中義一內閣對左翼政黨的競選活動感到恐懼，于3月15日，以所謂違反《治安維持法》的罪名逮捕了日共和勞動農民黨約1600名黨員，這就是史上的“三·一五事件”。普羅作家小林多喜二以該事件為題材于《戰(zhàn)旗》雜志（1928年11~12月號）發(fā)表了小說《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小說中特高警察嚴刑拷打良心犯的描寫觸怒了特高，雜志遭禁止發(fā)行的處分，為作家后來慘遭虐殺埋下了伏筆。
“三·一五事件”后，為“防止赤化”，全國所有府縣均設立特高課，主要警署必須安插特高人員。至此，特高組織網覆蓋到全國。1932年，警視廳的“特別高等警察課”升格為“特別高等警察部”，特高警察的權限進一步強化。
特高的辦案手段
特高作為政治秘密警察組織，清一色由“擁有特殊技能和經驗者”組成，旨在有效地根絕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等反體制的思想和活動。因此，他們對日本社會運動的歷史由來及現狀有著遠高于一般國民的知識與理解。1932年出版的《特高必攜》（新光閣版），副標題為“社會運動現勢要覽”，是一本面向特高官僚和特高警察的實用性很強的鎮(zhèn)壓手冊。除此之外，還有《特高教范》等專業(yè)人才養(yǎng)成教程，不僅從思想上徹底洗腦，將鎮(zhèn)壓合理化，而且對鎮(zhèn)壓手段等細節(jié)問題也有一整套范式：如“作為彈壓手段，分合法與非合法兩種?！袝r，‘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須拿出‘如履薄冰’的意志……”，公然鼓勵以非法手段，達成“捍衛(wèi)國益”的目的。
為此，密告、線人、特務、間諜，均成了特高辦案的常用道具。尤其是對鐵道、印刷所、書店等重要據點，眼線密布，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犄角旮旯，均隱藏著警惕的“鷹眼”。對一些重點監(jiān)控的社會主義者等重要分子（特高組織內部的行話叫做“特別要視察人”），特高按如下項目，逐項徹底調查：姓氏、名號、身份、年齡、住址、籍貫、學歷、履歷、前科、職業(yè)、資產、收入、生活狀態(tài)、家庭、境遇、人望、宗教、社會關系、相貌、特長、性癖、嗜好、操行、思想變化的動機及體系、平素的行動、訂閱的報刊、筆跡，等等，務求事無巨細，一網打盡。
共產黨員及其支持者一旦被捕，必遭刑訊逼供，必被要求叛黨，然后成為線人（即“轉向”）。拒不轉向者，則在拘留所和審訊室里遭毒打，乃至虐殺。前日共中央委員巖田義道和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等人均死于特高的酷刑。同時，派遣特務潛入日共內部，從事煽動活動；或故意搶劫銀行，然后栽贓共產黨；或“釣魚”執(zhí)法，請君入甕……伎倆卑劣，手段多元，無所不用其極，連在澡堂子里的竊竊私語，都有可能成為呈堂證供。在這種極端殘酷的迫害下，至1935年前后，日共幾乎完全被剿滅，在國內停止了一切活動，投獄的投獄，流亡的流亡，轉向的轉向。據說在監(jiān)中誓死抗爭拒不轉向者僅數人而已。而成批轉向者中，頗不乏黨的領導人、理論家，如前日共委員長佐野學、前總書記田中清玄等。這些日共“大物”政治家轉向時，被迫登報宣示脫黨，同時發(fā)表《告全黨同志書》等“聲明”，旨在從領導人個人私德和政治倫理上，瓦解左翼意識形態(tài)。
日共不但從組織上被剿滅，連黨史文獻幾乎都片紙無存。戰(zhàn)后，終于走出地下狀態(tài)、恢復合法活動的日共為重建黨史，擬復制機關報《赤旗》，但從創(chuàng)刊號到第二十六期，遍尋而不得。無奈之下，最后只好采用《特別高等警察資料》中收錄的內容。
戰(zhàn)后：陰魂不散
以鎮(zhèn)壓手段兇殘著稱的特高干部，在戰(zhàn)前卻是精英官僚的代表內務省官僚躋身仕途的“龍門”。如1932年，出任警視廳首任特高部長的安倍源基曾在回憶中寫道：“青年官吏中，那些被目為特別優(yōu)秀者，被任命為特高課長?！卑脖蹲约?，便于太平洋戰(zhàn)爭前夕就任內務大臣兼企畫院總裁。另一位與安倍先后執(zhí)掌過這個暗黑王國的重要人物，是前警視總監(jiān)町村金五（即在小泉純一郎內閣任外相的町村信孝之父）。
1945年10月13日，作為美國對日民主化改造之重要步驟，特高警察與《治安維持法》一起被廢止——這頭存在并活動了三十四年零兩個月的法西斯怪獸壽終正寢。對此，作家高見順在日記中如此寫道：“特高警察廢止。得此消息，胸口頓時輕松了，有種暗云消散的感覺。但是，這件事為什么非要等聯合國軍司令部當局的指示，而不能由我們自己之手來實現呢？羞恥。如果是自己之手所為的話，那喜悅豈不將更深，且沉淀在喜悅底層的這種羞恥感不也就沒有了嗎？”
然而，高見順們的羞恥其實仍未結束。戰(zhàn)后，安倍源基起初作為甲級戰(zhàn)犯被起訴，但隨著美軍占領政策的“轉型”，旋即免于起訴并獲釋。町村金五也在戰(zhàn)后重返政界。而更多的特高警察，那些曾幾何時迫害左翼知識人的元兇，并未受到追究，大部分經過短暫“休整”，甚至復歸警界，按照美占領當局的方針，重新被武裝為“赤色整肅”（Red Purge）的急先鋒。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恐懼，成為了戰(zhàn)后美國和戰(zhàn)前軍國主義日本的通病，而特高警察這種組織起來的劊子手，當然不可能得到徹底查辦與肅清。
真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是美軍之手把日本從法西斯的桎梏下解放出來，但日本還來不及反應，便又被山姆大叔重新綁上了東西“冷戰(zhàn)”的戰(zhàn)車。知識界及全社會連對特高警察這種法西斯馬前卒的清算都被封殺，遑論的深度戰(zhàn)爭反省及轉型正義的落實。而對戰(zhàn)爭罪行沒有深刻徹底的反省，已經嚴重影響到日本與亞洲其他曾受侵略國家的交往。在其國內，也可以說，戰(zhàn)后政治所表現出的種種曖昧、幼稚和思維混亂，與這種“空洞”感不無關系。
（作者系本刊特約撰稿人）
